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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由于现实运行中，“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”客观存在着“权利”和“权力”之别，所以也就客观形成了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的权利和权力之“分”，甚至之“争”，从而影响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越性的发挥，也影响了国资管理体制下国资委期望效能的发挥。

 

　　通常，出资人（股东）享有的是“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”的“权利”，而监管者享有的才是“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”的“权力”。

 

　　以“管人”为例。出资人“管人”的“权利”，主要是指出资人（股东）按《公司法》赋予的职权委派公司董事和监事，（但不包括聘任解聘总经理，那是董事会的权利）。而一切以非股东行为方式或直接以行政方式对企业管理者进行提名、提议、任免或对其施以干预、影响的行为，则应属“管人”的“权力”。

 

　　再以“管事”为例。《公司法》赋予出资人（股东）“管事”的“权利”，主要是指对企业的收益分配方案、增资和修改章程、股权或资本交易方案及重大决议事项（如重大投资和债务）享有股东表决权。而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里对国资委“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”职责所做的“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，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，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草案，制定有关规章、制度，依法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，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”的界定，则无疑归为国资委“管事”的“权力”。

 

　　由此可见，管人、管事的“权利”和“权力”，属于截然不同的两套行权主体和行权体系。

　　但由于现时期国资委之政府“特设直属机构”的行政属性和集出资人（股东）与监管者角色于一体的现实定位，就造成了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“权利和权力一体化”的混沌局面，表现为：“利”“力”并用，以“力”代“利”，以“力”助“利”，以“力”侵“利”，以“力”取“利”等。

 

　　而且，更令人关注的是，这样的“权力”，除了发自国资委机构，还会发自各级党政机关。

 

　　从国资委方面看，例如向企业聘任委派财务总监、总会计师、总法律顾问，或者代企业招聘选拔总经理、副总经理人选的行为（这不是作为股东的出资人应享有的管人“权力”）。从国资委外部看，大量产生所谓企业“中（央）管干部”、“省（委）管干部”、“市（委）管干部”的行为，或许应归结为党政机关管人“权力”使然，因为出资人（股东）管人“权利”，无论如何导不出这样的结果。

 

　　因此，区分哪些是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的“权利”，哪些不是“权利”而是“权力”，以及这些“权利”和“权力”通过哪些主体、以何种方式被行使，对于完善现时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至关重要。

 

　　特别是从新《公司法》和今年5月即将实施的《企业国有资产法》的规定看，由于国资委的 “出资人（股东）”角色再一次被法律明确界定，而其监管职能又被实质性剥离，所以，探讨国资委与管资产、管人、管事的“权利”和“权力”，更具有现实和未来意义。